马英九母亲称马卸任台北市长后将访问大陆

来源:栀子花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7-05-22 07:12:09

网友:上周我去北京大中电器选购手机,销售告诉我联想手机是手机品牌中销售第二的手机品牌。

网友:联想在新机型方面有什么计划?比如更高的像素或者智能手机方面。

刘志军:首先谢谢这位网友选购我们产品,对我们的支持。确实我们手机在很多的卖场卖的还是非常的好,刚才这位网友非常有心留意这个现象。我们在下半年计划推出更多多媒体的产品,因为我们感觉音乐、多媒体、影视、影像这方面会成为手机新的潮流,所以我们更多会集中在这这上面。拍照上面,我们会提供高于两百万像素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有两款两百万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

网友:看到太多手机厂商从峰顶跌下来,联想一定要小心,自主研发是做大联想手机的必经之路。

刘志军: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谢谢这位网友的忠告,我们会非常的谨慎的来运作我们的业务,我们也会非常认真的研究客户的需求。

刘志军:现在由于多媒体手机的出现,对于存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会想很多的办法来提高存储的能力。一个方面提高手机本身的内存,另外一点是带外接卡。硬盘这种方式我们也是在研究的。

刘志军:我觉得我不好说是给行业有什么建议,还是从联想本身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行业当成一个我们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行业,不要做一个很短期行为。短期行为是指的你在这种质量、服务等等这些方面做的不是很扎实,我们要把这些方面对用户有利的地方要做的更多,这是一点。

主持人:还有一点时间,要问一下您一个个人的问题,我们的总裁在线栏目,我们也很关心总裁背后的一些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以及您家庭对您事业的支持?

刘志军: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厦门在工作,但是我家是在北京,我太太在中国科学院上班,我女儿是在这边上学。所以很多时间不在家,而且家里的事也照顾的很少。我父母也是在北京,更多的家庭的压力是压在我太太身上了,所以她做了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谢她,由于家庭的支持,才使得我在工作上很少有这种后顾之忧。

主持人:看来您又是一个背后有家庭支撑的一个成功的经理人的案例。今天的刘总您的作客总裁在线谈联想手机应该说非常精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只能到此结束了。

刘志军:希望各位网友能够多了解联想,也多了解联想手机,当然更希望大家能够选用我们的产品。

主持人:感谢联想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刘志军先生作客,也感谢各位网友的积极参与,今天我们的嘉宾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再见。

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移动通信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于�3�1�1�3年正式成立。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秉承联想集团“求实、进取、创新”的企业精神,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应用国际先进技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个人移动通信产品及增值服务,使用户在方寸之间尽享通信之乐。公司还将致力于加强各种信息接入终端的互通互联,使用户能真正得到随时随地的信息沟通和处理能力,让用户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简便、高效、丰富多彩。联想移动公司总部设在中国福建厦门,负责产品、研发、生产、营销以及服务,为用户提供完善的客户服务。

蝗虫,昆虫的一种。有人总结其特点说:密度大,繁殖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中学生物课的教辅书中提供了一则史料,说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蝗灾”发生在1�9�99年,当时“红海上空出现蝗群,约�35�1�1亿只,飞过时声振数里,遮天蔽日”。

在不到1�1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有名字甚至没名字的中国鞋企,以个体开拓和群体聚集兼具的特征(这一点恰好也正是生物学家给蝗虫族群的奇怪定义之一),东突西进,把中国制造的鞋子输送到没有经过任何政府或者行业规范制订者规划过的广阔地域去。

“鞋蝗虫”?我们当然无意诋毁什么,尤其当欧美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一轮接着一轮的这一时刻。

尽管有存在歧义的风险,但这似乎是一个再自然、再贴切不过的联想。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现,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们,正穿着中国人制造的鞋子。而制造这些鞋子的中国人,事实上,只是中国13亿人口中独特的、具有极强特征的“几小撮”而已。�3�1�15年�7月底,在欧盟已经对中国企业发出新一轮反倾销信号的前夜,《中国企业家》派出记者前往其中“一小撮”的聚集地——东部沿海的浙江温州(向南而去的福建泉州、广东惠州,是另外的两小撮聚集地),去实地探询这些中国鞋商如何进行他们那些穿越了无数风险的全球游走,东艺、奥康、赛纳、哈杉、康奈、吉尔达是被我们选中的�5千多家温州鞋企的代表。

不懂当地语言,甚至连自己祖国的普通话也说不好,大多数只受过高中教育,从农贸市场起步,敢跑到世界著名的大街上摆摊。这就是温州商人,这就是温州鞋商。他们有不断压低成本压低价格的手段,有不论什么样的关口都敢闯一闯试一试的决心,他们有利润就上,赚不到钱就走,他们以个体的勇气闯荡世界,只要其中一个走到天涯,另一个马上就闻风而至。他们以金钱的代价、国内资源的损耗甚至个体生命的风险,积累了最为丰富的“国际化”经验,他们就像是中国人的“犹太”,以擅长在别国做生意而著称。本刊派往温州采访的记者用“筚路蓝缕”来感叹他所听闻的温州鞋商的故事,感叹那种渗透进这些“鞋蝗虫”生命之中的带着些许狡黠的顽强。

眼下,温州鞋商和他们的外地同行正在成为一场新的反倾销诉讼的主角。当这本刊物付印之时,也正是中国鞋企应诉欧盟7月1日提起的反倾销调查的最后时限。整个7月,在炎炎酷暑和台风海棠的冲击下,从温州到泉州、晋江、深圳、惠州的众多鞋企,正在全国皮革工业协会的紧急呼吁下,做出应诉与否的艰难选择,一旦应诉,意味着企业自身要承担数万至上百万欧元的金钱代价;如果放弃,则可能面临5年甚至更长的出口封锁期。

但是,相比之下,“鞋蝗虫”们更复杂的烦恼还在后面。在一次次遭遇反倾销之下寻找脱离烦恼的命运转折,更在于他们能否及时“羽化”——攀升至价值链的更上端,而不是像他们的韩国同行那样,因为未能把握住“羽化”的时机,而在十年前突然集体跌落。今天,即便是温州鞋商中的佼佼者——比如已经爬上中国鞋企群落高端的奥康和康奈,也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和疑惑。

“蝗虫?我们是洪水。”温州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抽着粗大的雪茄,说。

“对方(国外中低档制鞋企业)没有抵抗能力,(我们)一冲就完了。”虽然奥康一度从“洪水”中抽身,专攻国内市场,但其董事长王振滔对中国鞋产品的国际冲击力深有体会。

这种对于中国鞋产品规模的描述是形象的。�3�1�13年,中国鞋总产量1�1�1亿双,占世界鞋类总产量的55%。其中出口5�1亿双,为世界鞋产品贸易量的�7�5%,金额为13�1亿美元。�3�1�1�5年,出口达到7�1亿双(199�3年为7.7亿双)。这还只是来自规模以上鞋类企业的统计。而号称“中国鞋都”的温州一地,集聚着四千多家(曾经达上万家)制鞋企业,年产鞋�7亿双以上。�3�1�13年,温州鞋产品出口金额�9.37亿美元,�3�1�1�5年为11.5亿美元。

一直以来,欧盟、俄罗斯、乌克兰是温州鞋出口的三大主要市场。目前,中国鞋产品年出口欧盟总额占欧盟鞋类进口总额的�3�1.�1�5%,其中温州鞋占到�7�1%以上。

而在频繁发生的俄罗斯拉鞋、西班牙烧鞋事件中,所涉企业几乎全部来自温州。�3�1�15年�7月�37日,记者在温州接通赛纳集团董事长陈则女每的电话时,他在准备接受欧盟关于劳保鞋的反倾销调查。“结果还不能预料。”陈说。赛纳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多的专业劳保鞋生产企业。同日,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对《中国企业家》说,今年9月,欧盟将针对中国的皮鞋和旅游鞋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在,这一时间大幅度提前了。

靠着低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东突西进的温州鞋类企业遭到了非市场力量的对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温州鞋从自己制造的假冒伪劣陷阱中爬出,开始艰难地树立品牌。与此同时,一部分迫于国内恶劣的生存环境的鞋企把脚步迈出了国门。这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在异国他乡孤军奋战,同类相残;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受尽屈辱。十几年过去,我们并没有看到国际高端市场上出现中国鞋的品牌——它们最多成为了区域性的中低档品牌。

“我们自己不过去,我们的鞋照样能过去。当时配额还在的时候,我们争取不到,鞋不是照样过去了吗?”陈国荣说。东艺鞋业是较早(199�3年)开拓国际市场的温州鞋类企业之一,据陈说,他在国外“就没见过(东艺)这种规模的(鞋厂)”。“他们(欧洲中低档鞋类工厂)倒闭是趋势问题。他们确实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不去他们也是在走下坡路。”奥康董事长王振滔的说法是:“从趋势来讲,未来世界鞋业的制造体就在中国。哪怕现在不冲掉(国外中低端市场),将来也要冲掉。”

但是,我们的品牌在哪里?中国鞋出口量占世界鞋类贸易总量的大半,而贸易额却只占到1�5%(�3�1�13年)。中国鞋出口仍以贴牌为主要形式。�7月,我们采访到的每一个温州制鞋企业都存在国外订单多得无法完成的现象。

“(国外)高端市场中国鞋根本进不去,怕你进去这个市场就完蛋了。”王振滔说。

我们在追溯这些生存能力极强的本土企业筚路蓝缕在国际市场上拼抢一席之地的同时,必须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改变战术?

“我们今天再不要提倡价廉物美了。我们是牺牲了我们的环境和资源把货运到国外去,获得一点点加工费,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我们的子孙都会受到影响。”哈杉鞋业董事长王建平说。

好在,已经有人在尝试改变。哈杉在尼日利亚建厂,在当地赢得较好声誉,并收购了一家意大利制鞋企业;奥康与国际著名品牌合作,欲通过“捷径”实现国际化梦想;康奈坚持“精品专卖”路线,直接向中高端市场发起冲击……

品牌的形成需要技术、需要持之以恒的责任感,更需要时间。国际品牌的形成尤其如此。

接受我们采访的温州鞋类行业的企业家对中国鞋国际品牌的诞生时间都很乐观。“我想应该会看得到的,我现在才3�1岁。”康奈集团3�1岁的副总裁郑莱莉说。

但是,如果中国鞋产品的整体形象得不到提升,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你一枝独秀?

王振滔说,温州鞋企的数量在以每年1�1%的幅度递减。或许,当�5�1�1�1家鞋企减少到一定数量,中国鞋的国际化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19�97年,上海南京路百货商场打出“本店无温州鞋”的标语。同年,杭州人在武林门广场点起大火,把5�1�1�1多双产自温州的假冒伪劣鞋付之一炬。

温州鞋成了过街老鼠,而这距它成名热销不过数年。温州人有能力创造市场,更有能力毁掉它,而后者往往立竿见影。这在稍后温州鞋的国际化征途中亦为一大特色。

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当年为规范温州鞋业而成立的行业商会的首任会长。余进华回忆,当时的中国商品紧缺,鞋类产品走俏,“一些外行人看到我们的产品卖得那么好,一年赚几十万,买房买车,就都来(做鞋)了。”�3�1世纪�9�1年代中期,由于行业规模的扩大,温州劳动力紧张,原材料短缺。“这样(外行人)就把不准用在鞋上的材料用上了。”可能很多人记得当时的温州鞋里有纸。余进华说,当时是允许搭配用纸的,但是纸的质量有好有坏。

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一日鞋”、“晨昏鞋”,质量稍好的被称为“星期鞋”。“名声坏掉之前,我们也知道有人在做假冒伪劣,但都是各管各的事,而且(名声)时间很短就坏了。”当时的余进华在武汉做市场,商品动辄便被工商部门拉走,“不需要理由,只要是温州鞋,不论好坏。”

“当时就想到了合资。”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说。陈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出面的意大利“亲戚”(陈对这段经历尚有避讳),成立了“中意合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而在“合资”之前,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租用规模较小的广州、上海鞋企的牌子。“后来,”余进华说,“我们又改中法合资,就是个形式。包装上不写温州。”在外地,余进华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人,只说是“浙江的”。

当意识到打外地、外国牌子不利于本地鞋业发展时,温州市政府开始推出鼓励措施:打温州牌子,每年给补贴、奖金。而这时候,已经是1993年,中国同俄罗斯等国的民间边贸活动热闹起来,大量的贸易中介人出现了。他们都是掌握市场信息的中国人。他们带来了订单。这对于风声鹤唳中的温州鞋企不啻救命稻草。

199�3年,通过一个香港人,东艺为一家比利时公司贴牌生产皮鞋。陈国荣不知道,自己的鞋的终点站是俄罗斯。当年东艺出口额为13�1万美元。

由于贴牌鞋号码大,陈国荣把比利时客商未接受的次品拿到了绥芬河,“一下就火了”。“老毛子(东北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跟我说:你这鞋谁都不要给,都给我,谁也别告诉。你做多少我要多少,钱先放在你这里。”东艺开始专门给“老毛子”做鞋,“款式稍稍变一下”。“当时我被市政府评为双优企业:出口1�1�1万美元以上,创利润1�1�1万美元。”

余进华接到第一个国外订单是1995年。“当时我们只知道那边(俄罗斯)市场很火,但具体怎么样并不清楚。”而俄罗斯商人知道温州鞋价廉物美,但并不知道那个小城在什么地方,只能在边境或者北京(雅宝路等市场)购买。每年,吉尔达通过中间商的交易量有四五千万元人民币。

几年后,中间商与制造商们的矛盾开始加剧。中间商不断压低价格,而且货款不能及时到位。1997年,不能忍受继续被牵着鼻子的余进华与中间商决裂,代价是损失五百万元人民币。他将加工好的鞋运到北京雅宝路和乌鲁木齐,开始了自己的国际行走。

199�9年,同样不甘心受制于中间商的哈杉鞋业董事长王建平放弃了国内年销售额1�1�1�1多万元的市场,杀奔乌鲁木齐。“当时国内同行过度竞争,我们感觉吃力。跟康奈、奥康等大腕竞争,我们有被吃掉的危险。小型企业像下跳棋,不跳就消灭你。”王建平与王振滔都强调避开竞争。随后你将看到,与奥康在国内不断刷新营销方式躲避竞争不同,王建平一直在国际市场上跳来跳去,寻找“一个没有竞争的地方完成原始积累”。

上个世纪最后两年,王建平、陈国荣、余进华先后站到了俄罗斯大地上。除了余进华,王、陈都放弃了国内市场。

此前,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双哈杉出产的鞋行走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大地上——王建平只是在乌鲁木齐目送它们远去。因为中哈两国经常发生闭关,两边的商贸活动随时可能中止,有时长达一二十天。同时,乌鲁木齐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鞋商。王建平决定再走得远一些。他先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然后来到莫斯科。

王建平没有见到事先约好来接他的人——他尚未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预示着将要到来的充满危险的孤单旅程。“白雪茫茫,只身一人,举目无亲。”但是这并未降低他的兴奋感——这是一个广阔得惊人的市场。

在莫斯科的伊兹迈洛ACT批发市场,王建平支起了哈杉的地摊。当时,市场里除了哈杉,只有两家温州制鞋企业——富士达和吉祥。“ACT市场在莫斯科近郊,摊位都是废旧集装箱,有规矩地放起来。1999年5月,一个档口卖一万美金左右。”一年后也将来到莫斯科的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回忆说。而当他来到时,同胞的身影明显增多,摊位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两万五千美元。

起初,哈杉的鞋是通过“旅购”的形式进入莫斯科的。当时,为了鼓励双边贸易,中俄两国都允许出境者携带5�1公斤商品(免税)。为了把集装箱运到莫斯科,哈杉需要提供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名单和资料。渐渐地,旅行社与俄罗斯海关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客商出些钱,名单资料就不要了。这就是后来俄罗斯“灰色清关”的滥觞。当时的价格是5�1�1美元。

瓦宁时任俄罗斯海关委员会主席。王建平对此人评价很高:他推动了中俄两国贸易。正常的报关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提到货,而通过清关公司,只需要一个星期。清关公司已经形成了接货、验货、报关、储运一条龙。“开始时的服务非常好,当然你要给他两三千美元的报酬,它给你低报税。”到了后期,一个货柜要两万美元。一万双鞋的货柜,每双鞋的成本增加了两美元。“他(瓦宁)没想到清关公司会发展到这么腐败。”

初来乍到的哈杉公司员工,不到半年就能用俄语与当地顾客交流。哈杉当年的销售额近五百万美元。“温州人敢于出去闯,不要说外语好不好,普通话都说不好,就能到世界上去,把钱挣回来。”康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说。

而到此时,行走在莫斯科的王建平已经不止一次突然发觉“脑袋后面冰凉凉一块硬的东西”。是手枪。“头都不能转的。”持枪者不是警察便是土匪。“我没什么感觉。”王建平说。“我没卖白粉,没有犯罪,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我怕什么?我知道他们是要钱。他们就说我需要喝酒。”当时对方所需的酒钱只不过三、五美元,而现在,要一百甚至五百美元。

余进华很幸运,没有遇到过此类抢劫。但是他证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警察查你护照,说你是假的,把你带走,让你找保证人来交钱领人。“中国人到世界上都是做苦工,他们不做的我们做,中国人还不好吗?”

陈国荣认为中俄两国的贸易是不平等的。“一,是对人的不平等。世界上所有国家,有没有俄罗斯这样的,看见中国人就查护照、要钱?我是经历过的。俄罗斯人在中国,我了解过,从来没有警察在马路中间拦住他们查护照。二,货物不平等。我们中国是按照一个标准清关的,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进入俄罗斯他要用灰色清关?皮鞋进去99%都是这样的,造成我们授人以柄。”

而更大的抢劫正是针对通过“灰色清关”的中国商人的货物。�3�1�11年的一天,吉尔达驻俄罗斯办事处打电话给在温州的余进华,说价值9�1�1多万元的鞋被俄方拉走,同时被拉的还有二十多家,来自东北和温州。“当时的损失不亚于现在的�9�1�1�1多万(�3�1�15年俄税警拉鞋)。”接到电话的余进华并未惊慌:他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吉尔达的鞋是通过清关公司入境,没有发票,所以经常遭到税警的敲诈。“税警跟海关都是通的,所以他们知道中国货物很多都是不法进入。而且他们也知道,中国商人很好敲诈。”

余进华找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根本没让进去。没有人理我们。”余说,�3�1�11年左右(王建平的说法是199�9年),与他在同一市场的温州虎豪皮衣公司价值5�1�1万美元的货物被俄方没收。老板李作虎去找中国驻俄大使馆,但是“不让他进去。他拿着个凳子,在大使馆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没人理他。使馆不保护你,外国人打击你,你说这样我们中国商人在外面还有什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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